记者：在钱老看来，他这一生最自豪的是什么？
钱永刚：其实，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“两弹一星”“航天之父”等贡献，父亲最为自豪的成就在于他晚年时期所留下的一系列学术理论，包括开放复杂巨系统、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以及系统工程理论等等。
老人曾对我的堂妹，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说：“关于研制导弹、火箭的理论及其技术，我在美国就已经掌握并实践了，回国以后只不过是重新拿来运用了一遍，虽然也有一些创新，但没有基本原始理论的创新。而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和设想，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、全新的观点和理论，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，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。”
记者：那在您看来，父亲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什么？
钱永刚：从父亲的成长历程来看，他并非少年才子，从小学到博士，一路走来与旁人无异。之所以在后来取得了如此成就，很大一部分还要归功于我的爷爷钱均夫。
早年留学日本、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的他，早早地意识到中国复兴不缺“指手画脚”的文人，而缺“既会动口、又会动手”的工程师，因此也目标明确地把父亲往那个方向培养。
在爷爷看来，一个健全成熟的学者应该掌握更多专业领域之外的知识，于是他让父亲在中学的假期里学习乐器、画画、摄影，甚至请人教父亲欣赏西洋交响乐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父亲的形象思维。所以，即便父亲在中学毕业时与班里其他同学的成绩并无太大差距，但形象思维、创新能力方面，已经远远超过部分同学了。
记者：您现在也从事科技领域，是否受到钱老影响呢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钱老对您的教育方式？
钱永刚：其实说起来，父亲对我的教育方式就是“不教育”。我小时候经常会听到其他小朋友说自己被父母打骂责备，但这样经历的我从来没有。从小到大，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要求似乎很少，只要求我刻苦读书。而他所用的方法从来都是“身教”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刻苦读书的人，即使在我小时候看来父亲当时已经是一个科学家了，但他还是“不退役、不休息”，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学习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也爱上了读书，直到现在，读书已经成为了我日常的习惯。这种耳濡目染的教育方式，大概就是我父亲的教育方式吧。
对于今天的各位家长，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，对待孩子要宽容一点，只要孩子努力就好，不要太在意分数。
记者：钱老早前谈及中国教育事业时，曾提出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”这个著名的“钱学森之问”。在您看来，我们的高校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人才？
钱永刚：关于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一位网友总结得非常好：“‘钱学森之问’出自钱学森之口，但问题的答案就在他的肚子里。”
当前，结合我国的高校以及基础教育的现状，我有一个观点想分享出来跟大家共同探讨。在父亲钱学森看来，在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工作者的知识结构中，不仅要有很好的逻辑思维，还要有很好的形象思维，可以说二者不可偏颇。而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中，由于追求分数，使得形象思维训练的量和度远远小于逻辑思维。
父亲一直常说，一个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形象思维的训练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